2016年3月7日，2016全國兩會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會后被媒體追訪。 東方IC 圖

2月的香港，因為一場暴力襲警的鬧劇，人們把目光聚焦到旺角街頭。從去年3月的“反水客”事件到今年2月的“旺角暴亂”，香港社會的不平靜給了人們更多追問，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立法會前主席的范徐麗泰也無疑成為那個常常被追問的人——比如，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期間的香港團開放日當天，代表相繼離場之后，她被媒體“牢牢”圍堵在會場的一角。

“范太，對于這起暴亂事件你怎么看?”面對這個近來經常拋給她的問題，范徐麗泰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也給出了答案：“暴亂讓香港社會的撕裂更進一步，對整件事‘我很痛心很遺憾’。”

對旺角暴亂“我很痛心很遺憾”

北青報：這次全國“兩會”召開之前，發生在香港旺角的暴亂事件也引發不小關注。不知道您怎么看待這起暴亂事件的影響？

范徐麗泰（以下簡稱“范”）：

對于這個事件，我立刻想到的就是它破壞了香港法治社會的國際形象。這個對香港是很不好的，因為我們需要的是文明、包容的大都會形象。

世界上各地的企業都考慮來港成立公司，因為他們覺得香港法治好，專業人才夠，政府清廉，效率高。如果他們要想走進大陸的話，香港是一個好的起點。可是現在發生了暴亂，居然在毫無理由的情況下產生了這么暴力的行為，無可避免地影響外來投資者的觀感，影響游客的選擇。我們內地游客的數目一路在下降，他們選擇到鄰近的日本、韓國去等等。和之前的“占中”等行為相比，這次的暴亂事件演變到了另外一個層次，是完全的暴力。

在國家發展的關鍵時刻，香港發生暴亂，讓社會的撕裂更進一步，所以對整件事情我是很痛心很遺憾。

北青報：事件的參與者都是什么人？我們也注意到，有不少年輕人走上街頭。

范：

在旺角暴亂的過程里面，現場忽然之間就出現了不少自制的盾牌、尖的竹竿等，新聞里也有報道，有貨車運這些東西到旺角的街頭去。試想，如果沒有組織，這些貨車怎么會運物資過去?誰在后面組織?

其中一個煽動這次暴亂的年輕人，他事后就躲起來了，結果警察在一個公屋單位內找到他，還在這單位內發現港幣53萬的現金。住公屋的居民，一般是收入少的，這個單位內為什么會存放著這么多現地金?要來干嗎?這些都是問題。所以令人很自然地就想到，是不是后面有人在支持他們?甚至在煽動、組織他們?

一個年輕人在香港——一個就業率這么高的地方，他竟沒有職業，他的不滿情緒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很容易被人家煽動，被利用。

這一次的暴亂，看到在互聯網上有不斷公開呼吁下，很多人都去了旺角，成了暴亂的參與者。網上反政府、“港獨”的言論很多，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整天看著網上新聞的年輕人，就有一種想法，以為這個才是正路，要改變就這樣做。其實我們看到警察抓到的，除了一些是年輕的大學生之外，其他大部分抓到的青年人都是沒有職業的。

年輕人求改變卻走錯了路

北青報：事件背后反映的深層次問題是什么？

范：

有的年輕人覺得沒有前途，在香港升遷的機會有限，內地的市場他又不熟悉，不知道怎么進入內地市場，薪水收入也不能在幾年內買到房子。

以前的青年人覺得有很多機會，只要努力就可以上去，就可以安居樂業，現在的年輕人就覺得機會很少，所以就不滿現實。可是他們基本知識有限，又涉世未深。所以就以為類似“占中”“暴亂”的行為是一條路，其實他們要求的是改變，改變現狀，可是改成什么樣子，卻很模糊，只有“口號”，欠缺實質。這個就是背后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也是給人家誤導的。回歸以來，香港青年人對歷史或國家現狀的了解都非常缺乏。有的青年人的中國歷史感、國家觀念很微薄，所以才會叫出那些“港獨”的口號。如果客觀地去看，這些訴求第一是不可能，第二就是害自己。所以我希望做點事，讓年輕人可以多了解一點關于國家的實際情況，這樣想出來的東西不會太脫離現實。

要從城市管理角度反思“反水客”事件

北青報：去年的這個時候，香港社會似乎也不平靜。多次發生的“反水客”行為加劇了兩地之間的隔閡，對“水客”的矛頭也指向了不少普通到港游客。什么原因導致港人這種激烈反應？

范：

為什么香港的居民這么反感“水客”?在香港擁擠，繁忙的地區，尤其在新界地區，他們攤放在地上的貨物占據了公共通道。比如一個新界居民，趕港鐵上班，沒辦法走過去，他們(水客)阻塞了道路，居民遲到的話，老板不會原諒的。所以居民心里面就很反感，這個是很自然的，換了任何一個地方都會這樣。可是問題是，為什么港鐵沒有去管理這條信道?是不是應該保證普通居民上下班道路暢通?所以這也是管理上不到位。

針對“水貨客”，香港政府是有統計數字的，六成是香港人。一般市民沒有這個概念的，自然地以為他們都是大陸人，“一簽多行”，內地人拿了貨回去，來回多次，運水貨就賺錢。

這之后，“自由行”政策做出調整(向深圳市居民簽發赴香港“一簽多行”簽注，改為簽發“一周一行”)，但是水客里面原本有六成是香港人，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人有出入境的自由，所以“水客”里面香港人的比例反而上升了。

從“反水客”開始，所謂的“本土主義”就開始名揚了。為什么我說他們是所謂的“本土主義”?因為“本土主義”原本是指保存自己的文化、語言及特色。現在的這種則是排外的，不想外人來，覺得外來人搶了我的資源，搶了我的機會。

北青報：如果從經濟層面考慮，帶來的負面影響有哪些？

范：

實際上長期被損害利益的就是那些店鋪，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旺角店鋪的收入會受到影響。另外，游客是有選擇范圍的，不來香港，到日本、到韓國去，造成做游客生意的人生計困難。其實最受害的是我們住在香港的人，激烈的“反水客”行為等等造成了社會上的不安寧，香港整體經濟發展被影響。

這些不理性、毫無分析能力導致的愚昧行為實際上就害了香港。他們中有的人就說，“為了要改變，大家都要犧牲”。犧牲的是別人的利益，影響的是普通香港人安居樂業的權利。

港區人大代表不單單只關注香港

北青報：作為來自香港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您對履職的理解是什么？

范：

港區人大代表也是全國人大代表的一分子，工作方面主要是審議一些法律、議案或報告。由于我們不在內地生活，對于報告里有的東西的了解未必全面和深入。另外，港區人大代表，每一年都會到內地的省份調研視察。視察后會向該省份回饋意見，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呈交報告，常委會辦公廳會將報告提交國務院。

北青報：這些調研，有沒有令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范：

比如之前我們去過廣西，蔗糖是他們主要的農業產品。當全世界的糖價向下滑，農民就增產不增收。我們覺得蔗糖也是一個涉及糧食安全的問題，如果任由廣西的糖業式微，形成我國的糖依靠外來供給，就給人家隨意提價的空間。因此港區人大代表團提了一個建議，這個建議已得到有關方面積極響應。

北青報：在您的觀察之中，今年來京參會的港區人大代表，訴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范：

首先，香港的代表很多時候并不是單單只看香港的，比如對國家生態、環保、食品安全、股票市場的動態等都很關心，也提了不少意見。當然，我們非常關心香港在“十三五”里面能夠如何參與，怎樣利用香港本身的特長作貢獻，共享國家將來五年的發展紅利。很多代表在這些方面也提了建議。比如說香港在法律上跟國際是比較接軌的，也有很多法律專業人才。有代表就提出來，是不是應該在香港設立一個學院，利用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收錄內地的法律人才，專門培訓海事、物流等方面的律師，配合“一帶一路”和“十三五”期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