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老人聊天和跟年輕人聊天是不一樣的。年輕人聊起天來往往特別有針對性、直指目標，老年人有一定人生閱歷，心態也比較平和了。

老年人聊天，有時候說著說著就“豁”出去說到別的事情了，但人生的精華都是在這些豁出去的地方。

我們昨天采訪了一名88歲的老太太，雖然采訪項目關于解放以來洗澡、理發、如廁的演變，但我們也不插話，老太太想到哪就說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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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88歲高齡，剛做完一個心臟手術，醫生問她，有的病人聽到某某指標高出正常值十來倍直接就嚇軟滑下去了，她怎么一點反應都沒有，怎么心態這么好的。老太太說：“我都想開了，沒有什么的，嚇自己又怎么樣啦，這病又不會好，我的人生沒有任何遺憾，隨時隨刻準備好要走的。”

老太太說，每天上床之前，都會跟自己的拖鞋對話，她說：“拖鞋，很幸運今天我們多做了一天朋友，希望明天還能跟你碰頭哦。”

聽這句話時，我們三個采訪人都哽住了，差點要哭出來。

她是個特別可愛的老太太，有很多興趣愛好，喜歡收藏洋娃娃，有很多漂亮的胸針。年少時是大小姐、獨女，家庭條件非常好，媽媽是有點小名氣的電影明星，爸爸是實業家，小時候住的房子也很大。但是她小時候剪頭發，就是弄堂口一刀剪平。后來她看到媽媽去南京理發店，說怎么做完那么好看，立志以后賺的第一份工錢就要去燙個頭發。

后來，理發燙發就成為了她人生一直到現在都很重要的部分。這次她出院了，說住院22天了，該去洗洗弄弄了。直到這個年紀，她還是會去弄的。

我們這個課題，洗澡、理發、如廁，是非常細碎的，但就是從最基礎需求去看人生、看空間的變化、時代的變遷。乍看漫無邊際，但是一生的故事就這么被串聯起來了，好像女性主義的解放從這種生活方式的細節里也能看到。挺好玩的， 很多時候人生的真諦都是在這些吃喝拉撒里面的。

每個老人家各有千秋，訪談多了之后，在個體的身后，能看到他的家庭、他的性格、他的人生走向，再看得寬一點，就是家庭所在的社會環境是什么樣子的。

再比如說，張芝老師的丈夫朱曾汶以前是華納電影公司的。在做張芝老師口述文稿整理時，我們加入了少量有關她丈夫的內容。同濟大學人文學院的湯惟杰教授早前來看望二老時，拿了一本朱老先生在解放前創辦的雜志——《水銀燈》合集。雜志封面的角落上能看到定價，從1948年12月的七元，到1949年5月變成了金圓八十萬元，這背后就是物價暴漲、推出金圓券、鈔票不如草紙的那個時期，后來這本雜志也是因為成本較高，就停辦了。這很有一種沙中看世界的觀感。

我們做口述歷史時常有一句話： 每一個人都是一座博物館。

每代人都會有自己時代的烙印在身上，輾轉不同地方的人又會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在你沒有跟他產生對話之前，只看他的外表，走在路上對方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個體，但是當他坐下來闡述他這一生故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像百寶箱被打開了一樣。

每一場訪談過后，他們所有的最重要的這些事兒，好像都已經在你的心里了，跟受訪者就真的有點像靈魂之交。

其實，很多老人蠻孤單的，欠缺陪伴，他很愿意聊很多以前的事情。我們的工作有時候像陪聊一樣，跟他聊天他很開心，我們能聆聽他們的故事，我們也很欣慰。

有一次，我們采訪一個老爺爺，他說：“你看，這一說就是幾十年啊。從12歲一個小毛孩子，一直說到退休。”

沒有一個人的一生是沒話聊的。可能出于中國傳統觀念，大部分人都比較低調內斂，不愿意多談自己的事情，但在我看來，再平凡的人都有獨特的經歷。

拿我自己家的老人來說，我在香港做項目時，會想我到底是從哪里來、我到底是誰、我以后要走向何方，就很想去聽一聽我們家老人家的回憶。遺憾的是，在我真正開啟這個事情之前，他們陸續都過世了，我沒能再聽見他們的故事。

但在我的印象當中，他們都有一些很獨特的人生經歷。比如說我爺爺，外人在路上遇見，可能也就覺得是個很干癟的老人家。但我有聽奶奶說過，說到他們結婚不久，奶奶乘火車從浙江去東北看爺爺，因為爺爺在東北當志愿軍。她說這輩子從來都沒有去過那么遠、那么寒冷的地方。那天好像還飄著鵝毛大雪，我爺爺就披著一個軍綠色的大衣，站在火車站臺上等她。從我小時候出生、留在我印象當中的，都是他們老去的樣子，一天到晚吵得雞飛狗跳。奶奶在說到這個場景的時候，就覺得也許爺爺奶奶也有一些很獨特的事情。那就越來越想知道在這之前還發生過什么事情，他們的上一輩是怎樣的，但是現在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獨特的經歷值得被記錄下來的，只是我現在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我會鼓勵大家， 在還有機會的情況下，跟家里的老人家好好聊聊天，不要當真正想聊的時候，人不在了。 我現在跟我爸媽就好好聊天。

當有這樣的一個過程了之后，家人之間特別能夠理解對方，家庭關系也可以變得非常融洽。張芝老師的項目做完了之后，我現在比我先生更了解他的外婆是什么樣子的。

老年人比較悠閑，可以很從容地分享人生經歷。這些事情在他腦海中沉淀了幾十年，我們去提問的時候，他們把那些記憶里最深刻的東西提煉出來分享，這些都是人生的精華。在某些場景里，跟他們發生這樣的對話，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我們在做枕流公寓第一個個案的時候，采訪的是上海市文聯退休職工、文藝理論家葉以群次子葉新建。當時我剛剛離開上一份工作不久，整個人依然處于焦頭爛額、魂不守舍的狀態。

那天我和攝影師王柱扛著設備、敲開葉老師家門的那一刻， 整個人好像從那種很糟糕的狀態里抽離出來了，回到了可以思考、可以感受這個世界的狀態，覺得自己活了。

他家的房子其實蠻舊的，五六十年代的樣子，墻漆有一點剝落，地板顏色也有點陳舊，但是這是一種原汁原味，讓人踏實的感覺。房間挑高很高，那天的陽光又特別明媚。他很從容地泡杯茶放在窗臺旁邊，冒著煙，然后就坐在那邊開始說了。他是哪一年搬到這里來的、全家多少口人搬來的、房間是怎么分配的、爸爸平時在哪個位置工作，我的腦海就跟著他的敘述展開想象了。

“文革”初期，他上山下鄉選擇了北大荒。我問他原因，他說他很清楚地記得父親在遺書里交代孩子們一定要到農村去、一定要到廣闊的外頭去感受這個世界。再加上他父親之前跟他們共同相處的經歷，他曾經帶孩子們看過一部電影——《老兵新傳》。于是，他選擇了特別遙遠的北大荒，去感受一下，一去就是十年。

那一刻作為訪問員，我能夠感同身受，雖然從來沒有見過他父親，但他父親在他的講述當中活過來了。訪談快要結束時，他還指著不同的方向開玩笑說：“你怕伐？我們家三個人都在這大樓里走的，父親、外婆和我母親。”我發自內心地覺得不害怕，我們對于受訪者是很感激的，感激他們可以把家里這么隱私的生離死別、人生每一個重要的抉擇，都毫無保留地跟我們分享。

走入現場的次數多了之后， 就會有這樣心靈相通的時候， 在某一刻被觸動到，會“上癮”、“中毒”，于是離口述歷史就更近了一步，不可自拔地想把這個事情做下去。

我們在做項目時，有時也會和一些有著一技之長的朋友相遇。今天，我們身邊一位很好的朋友Luna，她拍照特別好看，我們近期在一起策劃一場線下活動《你好，_____》攝影工作坊，鼓勵和陌生人聊天，聆聽他們的故事，用手機記錄他們的狀態。Luna那天脫口而出：“感恩大家，讓我無聊的生活有了些活力。”這其實是一種個人價值的再體現，很多人都希望可以被看到、被聽見。

王南游其實也是在用業余時間做這項工作，她說之所以會一直做下去，是因為這個事情可以在內心為她搭起一座小房子，好像不會在工作里面被完全淹沒，迷失方向。

我覺得，這項工作在為我們個人建設小房間的同時， 也許還可以為很多人建設他們的小房子。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做老師，我們說有教無類，每個學生都是非常不一樣的，把這套的理念轉換到生活當中，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獨特的價值跟需求。

對我們工作室來講，我們持有開放的態度，歡迎大家的加入，集思廣益，發揮各自的價值。

口述歷史在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都有不同的做法，我們博取眾長，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門路。經過若干事件以及調研，我們決定在文稿中保留對話的方式，這樣子比較原汁原味，就像在訪談現場一樣。每一個人的語言特色本身，就是一種人生經歷的體現。這些稿子和片子發布之后，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觀眾會有自己的閱讀偏好和研究重點。

我們除了做To B的比較大型的集體記憶項目以外，也提供針對私人的口述史服務，出乎意料地發現，這項服務的送禮屬性還蠻強的。在一些特殊的人生節點，比如結婚、退休等等，一些人會希望為他的好友或者他敬重的長輩購買這樣的服務，讓他們留下一份獨特的人生紀念。

其實口述歷史不一定非要去做年紀大的人，不同人生階段會有不同的感悟，三十幾歲去回憶前面1/3的人生，跟在六十幾歲去回憶前面的五十幾年，會有不同的感悟，就像拍人生紀錄片一樣，記憶會自動過濾掉一些東西、重復加重一些東西，還有一些回憶可能會被扭曲、被淡化， 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

當然針對高齡老人，我們的工作確實是在搶救人類的非物質遺產。我們有遇到一位老先生，他在訪談次年過世了。當時，他的故事正好在媒體上發布了，他太太對此非常感激。她說幸好有了這場采訪，因為先生走得很突然，她沒有辦法接受。看完文稿和短片，她覺得她的先生還活著，因為他就在短片里坐著說話啊，她對著片子老淚縱橫。

他們的兒子當時在國外，因為回來要隔離，連父親最后一面也沒見上。我們把錄像的素材放進U盤、照片洗好裝框給到他們，對他們來說，也是個留念，因為老人平時也沒有拍照的習慣。

對于這些遺憾，我沒辦法處理，只能讓它留著，化悲痛為干戈 ，更好地投入到已經認定的方向上去，像一個傳道士一樣不斷地跟人家說，如果你有這樣的機會，去做這樣的事情是很值得的。

以前在香港美荷樓工作的時候，我們采訪過幾百個住在深水埗石硤尾地區的受訪者，里面包括大導演吳宇森，包括《歲月神偷》的導演羅啟銳一家，還有一些看起來似乎默默無聞的住戶們。我們在社區博物館里把他們曾經的居住環境復刻了出來，小到關于一個菠蘿包，大到關乎香港公共房屋的政策。那些有過公屋居住經歷的人們喜歡來參觀，國外的友人對這樣的保育活化項目也非常感興趣。羅啟銳后來也來過，在羅氏鞋店故事前站了許久，跟他電影里拍出來的場景都能對應上的。羅老師去年過世了，他是通過電影的方式記錄下了羅家的歷史，香港在七八十年代的獅子山下精神。當我們在做美荷樓項目的時候去看這部電影，那真的是感慨萬千，看到他們臺風天去救鞋店，都會哭得跟傻子一樣。

人的記憶有時候會有偏差，特別在針對一些特殊的時間、地點、人物和實踐的時候，我們會對照檔案史料去看，當然不是說檔案史料完全正確，我們會反復考證，當看到多方資料可以互相印證的時候，真的會有一種觸電的感覺。張芝老師受訪時提到，1940年代末，亞美麟記電臺有一個節目和“流動診療車”相關。當時我沒懂，慈善事業和廣播事業是怎么搭上邊的？在整理訪談文稿的時候，聯系了電臺老板的女兒陳頌周，才拼湊出“流動診療車”通過電臺宣傳籌款的歷史全貌，因為陳老師手上就有電臺當時跟紅十字會簽約的文件。

龍應臺說：“個人記憶跟集體記憶細密地編織在一起，你的記憶決定了你會忠誠于誰，反叛于誰，決定了你的愛、你的恨。如果把集體記憶想象成一片織布，每一個個人的記憶其實是一根絲線，如果把個人抽出來，他就會斷裂。”

個體記憶是瑣碎的，是一根絲線，集體回憶是一條條小絲線串成的大網。這些記憶決定了你相信什么，決定了你堅持走下去的道路。一個人對于自我的認知、對于一個家庭的認知、對于社會的認知，都來自于他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