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陽敦本堂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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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余姚秀才葉調元，在清道光年間曾長期流寓漢口，有感于武漢三鎮的市井百態及風土人情，他寫下了堪稱近代武漢風情畫卷的《漢口竹枝詞》，分別從地形地貌、房屋建筑、商業情形、民俗風情、災難狀況等方面，描繪出一幅幅具有寫實意味的清中期漢口生活畫面，為后人研究近代武漢提供了可信的資料。在他的292首漢口竹枝詞中，有一首生動刻畫了近代武漢長江、漢水水上救生的場景：“大江浪起白頭鮮，劃子隨風一葉顛。數只黃旗桅上掛，往來游弋救生船。”這首竹枝詞描繪的便是敦本堂紅船水上救生的生動情景，敦本堂亦是近代武漢首個民間水上救生善堂。

武漢早期的官方水上救生機構

清政府把社會慈善事業作為地方官府的一項重要職責。康熙年間，康熙皇帝下詔，要求各地開辦育嬰堂，收養棄嬰及孤兒。武漢位于長江中游，自明末清初以來，得水運之利，商貿繁盛，碼頭眾多，為近代中國最早開埠的長江流域城市之一，但滔滔長江將漢口、武昌、漢陽三鎮分割為兩江四岸，江上沒有架設橋梁，人們過江全靠渡船擺渡，這里經常發生船覆人亡的悲劇。

為應對長江、漢江上頻頻發生的沉溺事故，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下旨：“湖廣地方，三湘七澤，水勢汪洋，凡有應設救生船之外，著該督撫確勘，照江南一例辦理”，并建立官方的水上救援機構——救生局。據記載，最早的救生機構于1676年創立于宜昌，到1750年，由官府在全國建立的水上救生機構有268個，其中67個在湖北。

根據上諭，武昌、漢陽各在沿江險段迅速設立了救生船，救生船仿照內河戰船形式修造，長三丈八尺，寬二尺二寸，構造輕巧，到1750年時湖北已配置了67只。為有別于其他船只，救生船的船身、船槳、船篙均被漆成易于發現的紅色，故俗稱“紅船”。船上配備了專門的救援人員，他們都熟悉水性，掌握一定的水上救生技能，擔負著長江、漢江救援傾覆船只和溺水人員的職責。

敦本堂在晴川閣畔建立

作為我國傳統的民間慈善組織，最早于明末就已在江南的部分地區出現，當時稱“善會”或“同善會”。入清以后，善會發展出了善堂，據美國著名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羅威廉（William T.Rowe）所著《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記述，漢陽縣于1823年就建起了第一個善堂——敦本堂。其后，善堂作為“一種新穎的、正在孕育中的、富有潛力的機構”，經過長達72年的發展，“到1895年左右這個城市已有30多家新式善堂”，遍布漢口的每一個街區，“在居民密集的某些街區，如存仁巷和仁里巷，還有不止一個善堂”。善堂由民間人士建立，主要為城市社區提供包括救生、喪葬、消防、施粥、醫療衛生、義校等公益服務。羅威廉認為：“民間善堂的最后出現，符合長期的發展趨勢……反映出一種新型的城市社會正在孕育之中。”

長江險段極多，官方屈指可數的救生船遠遠不能滿足寬闊的江面上救生的需求，這就促使了武漢民間水上救生善堂的應運而生。來自漢口鹽商社區的胡曉嵐，則是促成敦本堂誕生的重要人物。胡曉嵐，江蘇江都（今江蘇揚州）人，嘉慶、道光年間，他在漢口經營了許多年利潤豐厚的鹽業之后，把家族生意交給兒子胡元打點，自己則長期僑寓漢口，修橋補路，樂善好施。武漢長期受水患之苦，胡曉嵐多次賑濟災民，施衣物、藥草及食物，口碑甚好。他久居漢口，眼見大江之上船覆人亡事故頻頻發生，官府的救生船只、設備根本無法扭轉救生局面，道光元年（1820年），他在地方紳商尤其是其鹽商同事中牽頭集資“設局置船，為救生會所”，籌辦武漢民間救生善堂，這一善舉得到了漢陽知府沈葆祥的大力支持，并獲免捐稅許可。經過3年的籌備，道光三年（1823年），武漢第一個民間水上救生善堂“敦本堂”在漢陽古晴川閣左側江邊正式建立。對敦本堂的建立，《續輯漢陽縣志》有如下記載：“敦本堂在晴川閣左，道光三年（1823年）紳商捐建，時以江風浪險惡，船多覆溺，特設救生船只數只，無風則泊晴川閣禹公磯下，有風則游弋巨浪中，遇有不測，駛往拯救。”

敦本堂成立后，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制定了一份正式的敦本堂章程，明確規定敦本堂將獨立經營自己的救生船，不與已存在的官辦救生機構發生關系，也盡可能避免與后者經營的“業務”發生重疊，可以拒絕任何衙門職役提出的非法捐稅，或以其他方式妨礙救生船運營的要求。章程還規定了其他諸多事項，包括對救生船夫的行為規范、激勵和約束條款。據專家考證，漢陽敦本堂救生局既是近代武漢第一個水上救生善堂，亦是世界上最早的民間水上救生機構之一。

敦本堂的救生及善后事宜“歷由紳首經理，官吏不得過問”。當時的湖廣總督周天爵對民間善堂十分贊賞，認為“善堂以助人救人為務，故管理之責甚重。若以其責委諸衙役無賴之徒，終必貽害無窮。惟士紳愿受委親承其事，督其責，方可濟事。若此，則善舉非必出于官，民即自成之。此舉合乎大義，本督甚德之。”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晴川閣南側所立之敦本堂石碑，高3米，寬1.5米，由兩塊石碑鑲嵌而成。一塊面對長江，為“敦本堂題名碑”，青石質地；另一塊緊貼其后，為“敦本堂碑記”，為整塊白松石雕成，十分罕見，二者合稱敦本堂碑。20世紀80年代重修晴川閣時，敦本堂碑被從地下挖出，立于主樓南側。

敦本堂下設救生局，配救生紅船4艘、義渡船2艘、救護劃子20艘，在漢陽晴川閣江邊建起專用的敦本堂碼頭。碼頭江畔，豎立起高大的木牌坊式門樓，中間懸掛“敦本堂碼頭”匾額，左右分別掛“積厚”“流光”牌匾，其上有飛角翹檐，頗具氣勢。牌樓之外，終年停泊著救生船只，人們通過架設在船頭與駁岸之間的跳板上下，十分方便。

救生船桅桿上懸掛“敦本堂救生”字樣三角黃旗，派人日夜隨船駐守，搶救遇險船只或溺水的人，并提供激流義渡。若江上起了風浪，敦本堂即派紅船在江面上往來巡邏，隨時準備救助沿江翻沉船只和溺水人員。敦本堂設置了臨時住所，用于安置獲救災民，向他們免費提供糧食、衣物、藥品。對于打撈上來的遇難者遺體，敦本堂會提供義棺，棺殮后安葬于五里墩、七里廟、十里鋪、梅子山、龜山等地的義冢。

夏季汛期，洪峰迭至，江水猛漲，水流湍急，在兩江四岸擺渡的渡船停止營運的時候，敦本堂為緩解人們過江難的問題，特意安排了義渡船，往返擺渡過江民眾且不收分文。敦本堂招募的救生船夫，必須具備水性好能吃苦的條件。為規范救生船夫的行為，敦本堂制定了嚴格的獎懲章程，對勇敢赴險救生者、惡劣天氣救生者論功行賞，以鼓勵褒揚行善之舉；對在施救過程中不幸遇難的救生船夫，則給予豐厚的撫恤；對雇員從事某些不法行為也有相應的懲罰細則。敦本堂在開辦之初的幾年中，就取得了很大成功，贏得民眾贊譽，后逐漸發展壯大，在武昌城外還設立了一個分支機構，開展工作。

帶動近代武漢水上救生善堂發展

敦本堂這個純粹由民間商紳發起并運作的水上救援組織，為近代武漢的水上救生及慈善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不但開展水上救生，還進行了多項社會慈善活動，如歷年舉辦施送寒衣饑米、恤孤濟貧、施送板棺、送藥施茶等多項善舉，深受百姓歡迎，口碑載道。敦本堂“這個機構雖然地處漢陽城外江漢匯合處的晴川閣附近，但實際上它與漢口的聯系比與漢陽城的聯系更密切，之所以形成這種情況，是因為在當地各碼頭運營的救生船，對運輸繁忙的商業港口（漢口）的影響，顯然要比對武昌與漢陽的影響要大得多。它的捐款，大部分都來自漢口的商人”，所以敦本堂在漢口的慈善事業中發揮了巨大影響。至于敦本堂的水上救生事業，據《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記述，在敦本堂建立之初的16年間，共營救落水者4132人，打撈尸體近7000具。

在敦本堂的帶動及地方官府的倡議下，近代武漢民間水上救生善堂方興未艾，并得到長足發展。同治八年（1869年）前后，江夏（今武昌）、夏口（今漢口）的衡善堂、益善堂、永安堂、敦實堂等善堂也都備有救生紅船，在長江、漢江二水分段游弋，或停泊激流險段，遇險施救。這些水上救生善堂基本采取自治方式，因太平天國之后，有些善堂出現管理者腐敗、以公謀私現象，故官府有參與審核的權力，對善堂的資產、賬目進行審核，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官吏無權過問，善堂擁有完全的自行權力”，而為了體現善堂的社會公信力，善堂也必須向社會公布賬目，增加透明度。

到了光緒年間，在武漢長江、漢江流域，除了衡善堂、益善堂、永安堂、敦實堂等善堂從事水上救生，還有培心堂、培元堂等民間善堂分段從事水上救生活動。在長江湖北流域進行水上救生的，另有湖北的沙市救生局、峽江救生局以及黃岡的培心堂等。建立于1882年的濟生堂，也兼營水上救生業務，其救生服務范圍主要是那些被其他機構忽視的地方，如后湖、玉帶河及漢口其他受到其背后的內陸洪水威脅的地方。直至民國初年，武漢江河水面上仍有敦本堂、敦實堂、濟生堂、永安堂、普華堂等民間善堂設有救生紅船，其中以漢陽敦本堂最為活躍，其水上救生活動一直持續到1937年日軍對武漢實施轟炸時才停止。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武漢水上救生開始由武漢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水上巡防隊承擔。2010年5月，帶有志愿團體性質的武漢水上救援隊成立，2015年6月改稱武漢長江救援志愿隊，在武漢市民政局正式注冊，數十只水上救援隊伍、近2000名救生隊員活躍在武漢三鎮的各處水域，武漢的水上救生揭開了新的篇章。

（李笙清，作者單位：武漢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