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底，法國當代歷史學家塞爾日·格魯金斯基的《世界的四個部分：一部全球化歷史》中譯本出版。這本曾獲得首屆國際歷史科學大獎的作品常被拿來與布羅代爾的名作《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進行比較。

16世紀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斷征服新的土地，也對外輸出了宗教信仰、哲學思想、經濟制度等等。作為歐洲全球化的一個開端，“伊比利亞全球化”到底對世界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以此問題為核心，格魯金斯基用大量的史料描繪了當時“世界的四個部分”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之間的密切聯系，超越歐洲現代性的視角，為我們看待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可能。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長期致力于全球史尤其是東部亞洲歷史研究的學者葛兆光集中閱讀了此書，并專門撰寫本篇書評，借此討論歷史研究的若干問題。

《世界的四個部分：一部全球化歷史》，作者：（法）塞爾日·格魯金斯基譯者：李征 李雪濤版本：東方出版社2022年11月。

作者｜葛兆光

全球化的開端：不僅是

“物資”的流動，更是“文明”的進程

通常，歷史學者都避免重復使用同一條史料，因為這讓人覺得你資料不那么充分。傳統中國所謂“孤證不立”，意思就是說考史紀事，需用四面八方的史料，仿佛車輪戰法。但法國學者塞爾日·格魯金斯基（Serge Gruzinski）在他的《世界的四個部分：一部全球化歷史》中，卻反復引述1604年西班牙人巴爾布埃納（Bernardo de Balbuena）的詩歌《偉大的墨西哥》（如2章、4章、5章、6章、11章等，巴爾布埃諾及《偉大的墨西哥》圖片，見411頁）。比如在第二章他用這首詩，說明十七世紀初的墨西哥城仿佛世界中心，秘魯的白銀，智利的黃金，特爾納特島的丁香，蒂多雷島的肉桂，康布雷的布，杭州的貨品，西西里的珊瑚，敘利亞的甘松香，阿拉伯的乳香，忽魯謨斯的石榴石，印度的寶石，果阿的象牙，暹羅的烏木，以及西班牙的珍品和菲律賓、澳門和爪哇的財富，都匯聚到這里（44頁），“聚集了世界上最精致、考究和美妙的東西”（57頁）。而在第五章開頭又再一次引用巴爾布埃納這首詩說，墨西哥連接了全球，“……墨西哥城，你將世界平分為二/在你那里，西班牙和中國連接起來/意大利和日本連接起來/總之，整個世界充滿聯系與規則”（149頁）。

本文作者葛兆光。葛兆光，北京大學本科、研究生畢業，現任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文科資深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及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宗教史。代表作有兩卷本《中國思想史》（1998、200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2011）《想象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2014）《歷史中國的內與外》（2017）《亞洲史的研究方法》（2022）等。另外，我們曾推出過人物專題《葛兆光：從亞洲出發，抵達世界》。

跟著這部縱橫八萬里的全球史著作，一會兒從墨西哥到果阿，一會兒從智利到馬尼拉，一會兒又從里斯本到澳門，還真有點兒眼花繚亂。可是一再看到《偉大的墨西哥》，卻讓我產生了某種聯想，就像作者引用《越界》（Crossing　Boundaris）時說的，“全球（global）一詞將我們推向宇宙空間，讓我們置身于地球之外來觀看‘地之船’”（105頁）一樣，我在想，假如真的能在十七世紀初墨西哥城的上空俯瞰地球，歷史應該怎樣敘述？也許，歐洲崛起的新帝國并不像傳統世界史那樣，成了后來過度膨大的歷史進程主線，其實它們只是在沿著海洋到處流動，傳教、殖民和貿易；也許，亞洲傳統的老帝國也不像傳統世界史說的，那么保守、衰落和被動，它們一方面雖然在觀念上總是盯著陸地而忽略海洋，一方面在實際上也加入了經由海洋的全球商品貿易；而所謂“被發現的新大陸”呢？可能也不像傳統世界史中描述的，只剩下種族滅絕、殖民悲劇和資源掠奪，在壓抑和屈辱之外，也許也有繁榮和進步，并成為推動全球化的重要一環。格魯金斯基說，他筆下的十六、十七世紀“伊比利亞全球化”，繪制的是一幅全球通過海洋“無限流動”的圖景，而“無限流動乃是現代的一個基本進程”，它特別適宜用來描寫文明的全球化進程（109頁）。

因為十六、十七世紀不再是歐洲向世界的單向流動，也不再是僅僅圍繞香料與貴金屬的貿易，也包括了世界的另外三個部分向歐洲的流動，各種圖像、文獻、譯本，流入歐洲的圖書館與收藏室，這使得“流動”不再僅僅是“物資”的流轉而是“文明”的進程。格魯金斯基把那個時代全球化看成是一個“文明進程”，改變了過去道德和正義優先的，把現代世界說成是掠奪、殖民、侵略的歷史論述，也改變了過去進化史觀支配下，以歐洲為中心的線性歷史敘述。簡單說，格魯金斯基以那個時代伊比利亞（葡萄牙與西班牙）人的全球活動為中心，討論那個時代的全球化進程，他把當時的世界分成四個部分，即歐洲、美洲、非洲和亞洲，并指出歐洲的葡、西文明，對美洲影響顯而易見（即拉丁化），但在非洲并不成功，而在東部亞洲，則因為受到抵制而挫敗。但這畢竟是全球化的開端，在這個叫作伊比利亞全球化的過程之后，英國和荷蘭，以及相繼而起的各個新帝國在十七、十八世紀繼續沿著海洋拓展，終于把全球連成一片，塑造了今天這個全球化的世界。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作者：（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譯者：顧良 施康強，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8年11月

重新認識全球史的“邊緣”

通常，中國讀者看十六、十七世紀的世界史，除了例行關注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類所謂“歷史大事件”，不免也會習慣地注意東部亞洲海域的風波，像東北亞引人矚目的壬辰之役攪動了東海，歐人東來改變了朝貢體系下的秩序，明清易代給世界的震撼。但從“全球史”的意義說，仍不免有好多晦暗不明的角落，而所謂“角落”,其實未必是可有可無的“邊緣”，正如傳教士艾儒略《職方外紀》所說“地既圓形，無處非中”。就像我前面所說，如果超越歐洲或者東亞這些習以為常的世界史焦點，又逃脫進化論或階級論這些慣常的世界史撰寫套路，就會發現那個時候，是海洋連接了世界的四個部分。從十五世紀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開始的“大航海”起，原本在云遮霧罩下朦朦朧朧的世界，就好像被一陣風雨把云霧吹散，無論是輪廓還是細部都逐漸地清晰起來。這真是個驚天動地的大變化時代！我們可以想象大航海之后帶給全球的知識震撼，明代中后期的中國人，乍一聽說居然有包含四大部分的世界，開始“聞而大笑者十九，駭者十三，疑者十一，信之者百無一焉”。可是，當人們真的睜開眼睛，看到全景世界的歷史原來如此豐富，肯定會對自己的無知痛心疾首。

不妨再次閉上眼睛想象，如果穿越時間回到十六、十七世紀，如果超越引力升在墨西哥城上空俯瞰，在盡收眼底的這個全球圖景中，人們可以看到，不僅陸地上有好多道路，經由這些道路，滿載絲綢、瓷器、香料等各種物資的車馬駝隊絡繹不絕，也可以看到在海洋上，有橫穿大洋連貫歐亞美非和大洋洲的航線，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上，有很多穿梭往來的遠航船只。如果這個全球圖景再活起來，你就可以看到車輛、人流和船只，在這些連續不絕的陸上道路和海上航線上活動。特別是在海上，我們一下子就會發現，海上這些密密麻麻的航線，漸漸連通了整個世界，讓全球一道攜手進入了一個整體歷史。

《哥倫布傳》劇照。

全球史的重要之處在于既“去中心”又“重聯系”，它不僅試圖繪制一個全景歷史，它還試圖重現各個時代的世界觀和世界知識。可是，要描述十六、十七世紀世人眼中的“世界”并不容易，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人，雖然超越了《三才圖會》那種來自《山海經》的想象，但借了傳統域外知識加上歐人世界敘述，大概最多可以了解南海、西域，以及遙遠而模糊的歐洲。就算最開明的徐光啟（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楊廷筠（1557—1627），他們也未必對遙遠的美洲、非洲甚至亞洲的印度了解多少。可在格魯金斯基這部書里，我驚訝的是，他告訴我們，在17世紀初的墨西哥城，人們居然可以讀到魯伊·岡薩雷斯·克萊維霍《帖木兒帝國史》（塞維利亞，1583）、門多薩《中華帝國之風物與禮俗》（羅馬，1585），以及耶穌會士佩德羅·奇里諾的編年史《菲律賓群島概述》（羅馬，1604）（161頁）。顯然，比起東方對西方的了解，那個時候縱橫海洋的伊比利亞人，似乎更愿意了解東方。這部書里說道，十六世紀的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不僅有《東方地理書》（1512），而且還寫了《中國之路》，“是描述中國海航行并使用‘中國’（China）一詞的第一個路線圖”（283頁）；1549年和沙勿略一起到過日本的耶穌會士路易斯·弗雷斯（Luis Frois），他在有馬地區撰寫的有關日本的文字，則是歐洲第一本有關日本的歷史書（251頁）。

我們常常會以為，前近代中國曾經是“世界中心”，只是在清代中期以后才因為閉關鎖國而落后于世界的。很多抱持后現代政治正確理念的學者，也是這么說的，所以“重新面向東方”“大分流”之類理論現在很流行。可是，這種感覺未必可靠，盡管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依然富饒強盛也見多識廣，從鄭和下西洋到東南海上遺民開發南洋，從陳誠的《使西域記》到張燮的《東西洋考》，再加上近年牛津發現《塞爾登地圖》，好像中國有關外部世界的知識也不少。可是讀《世界的四個部分》，也許會對這種過度的歷史自信，多少產生一點兒懷疑。書中對墨西哥、果阿、呂宋和澳門那些如數家珍的敘述，很能讓中國讀者打開眼界，重新對那個時代的知識史進行判斷。

《天下全輿總圖》。

至少，我讀了這部書才知道，原來那時的北美墨西哥和印度果阿，就已經有那么多異域了解和現代知識了。第八章《關于大海、陸地與天空的知識》中提及，1550年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出現了更具野心的考察活動”，如1563年加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的《印度草藥與藥理對話錄》在印度果阿出版，“強調了植物、語言與歷史的多樣性”；差不多同時，費朗西斯科·埃爾南德斯（Francisco Hernandez）在墨西哥完成了關于美洲三千多種植物及特性、印第安語中的名稱的著作；1591年，也就是日本、朝鮮和明朝之間發生壬辰之役的前一年，萬歷皇帝十九年，明清易代的半個多世紀之前，胡安·德·卡德納斯（Cardenas）在墨西哥城已經出版了《印第安人問題與奇妙的秘密》，描述了印第安人對身體的治療和對疾病的抗爭。

印度的果阿和美洲的墨西哥城，作為全球的兩端，在十六、十七世紀大大地拓展了歐洲人的世界視野，也產生了知識、思想與文化的大沖擊。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增訂版）》，葛兆光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5月。

如何對待有關全球化的道德批評？

毫無疑問，大航海時代之后的全球化、現代化，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分不開，這是世界史撰寫中的一個難題，這就是如何超越后設的道德正義評判，從新文明在全球傳播的角度，客觀地回到語境中去看待歷史。

我注意到，在《世界的四個部分》第十五章，作者有意用了“雙頭鷹”這個象征，把“全球化”和“西化”分開處理。他說，“全球化優先地涉及知識儲備、交際規則與表達方式。它不同于西化，西化更多地表現為通過殖民、文化適應、混合的方式，對其他地區的人們進行控制”（571頁）。后面他又再說，“西化是一種外生運動，它旨在復制歐洲制度與生活方式，使其適合地區現實，并對其進行改造。全球化則相反，它是一個內生運動，投射到歐洲以外的空間，圍繞著一個硬核展開，這個硬核由知識儲備、羅馬正統的天主教教義、表達體系與規則組成”（572頁）。這個相當微妙的表達背后，是否有一個理論背景？即把近代的殖民化與全球的文明化分開，以便處理令人頭痛的帝國擴張和殖民主義的評價問題？這一點可以參考，或許只有這樣，才能正確處理歷史上的進步主義和道德批評。

顯然，作者并不是說，歐洲人開拓世界，是為了給異域帶去文明。他不回避全球化過程中的晦暗面，也多次指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一是因為天主教會遭遇新教的挑戰，他們在美洲和亞洲的成功，使得那些地區有了天主教的信仰影響，這多少抵消了新教在歐洲崛起的威脅；二是對付伊斯蘭教的巨大威脅，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挺進是為了擊敗非洲大陸西北部的穆斯林王國，哥倫布的首次旅行緊跟在西班牙驅逐伊斯蘭教徒的“光復戰爭”之后，格林納達的陷落開啟了朝向美洲的探險旅行（225頁）。

《哥倫布傳》劇照。

三是繞開伊斯蘭地區，開通直接連接印度與中國的航線，以獲取更多的資源，更是伊比利亞人的目標。但作者同時也指出，伊比利亞的全球化，客觀上也把當時歐洲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推廣到世界各地。比如第四章中他說，1604年前后，由于伊比利亞人的緣故，通過各地的城市和港口，把世界的四個部分聯系起來，城市成了“對抗與混合相交織的特殊舞臺”，港口則造成“人與物的匯集和流動”。在這里，作者既譴責殖民者“無情的剝削”，但也指出殖民者們改變了土著社會，從裁縫、制作家具和樂器、鐵匠、鎖匠、馬嚼子制作、刀剪制作，“他們開始習慣于原本他們不了解的行為、工作方式與生活方式”（116頁）。同時，他更強調各地的文化和知識，反過來刺激了歐洲本身的變化，由于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者、傳教士、商人們的流動，使得他們不得不超越歐洲，學會在不同區域不同文化中生活、交流與互相認知。而接納他們的亞非拉地區，人們也不得不學會與他們打交道，面對著不同的空間、距離、氣候、社會和習慣，人們必須學會不同的語言，了解不同的記憶和傳統，他們努力使原來分離的語言、歷史、記憶、習慣變得同步。特別是來自異域的新知識，作者一再說到，知識的拓展和比較，帶來了歐洲人的不安，因為它引起“知識中心的偏移，觀點的反轉，對歐洲中心的重新審視”（273頁）。

讓我們看書中提到的幾個例子。格魯金斯基指出，歐洲人在初期全球化的時候，由于文化對比，反過來對自己有所認識，在馬丁·依納爵·羅耀拉的書中，“西班牙并不總是占上風：蘇州府這個中國城市的面積是塞維利亞的3倍，莫臥兒帝國是僅小于中國的大帝國”（389頁）。對布宜諾斯艾利斯、馬六甲、廣州的商品貿易，也使他們逐漸認識到“異域”的重要。由于羅耀拉把他的觀察納入教會網絡、民族網絡、關系網絡，便使得異文化中那些看上去零散的現象，具有了全球性（390頁）。而另外一位羅德里戈·德·比韋羅（1564-1636）曾通過馬尼拉前往日本。那時馬尼拉是歐洲人去向日本的大門，居住著很多信仰基督教的日本人，德川幕府曾經在1602年給西班牙人通航與通商的自由權，而且當時短暫地有傳教自由，所以，羅德里戈曾經在日本意外停留一段時間，并且觀察了日本的情況，弄懂了日本的社會等級結構，包括天皇與將軍的并峙（398頁）。由于在日本得到方濟各會士的支持，與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競爭。

但同時他對日本的描述，也給歐洲人補上了最后的一塊世界拼圖，逼得他們不得不考慮歐洲宗教教會和教義的適應性。書中還說到，菲律賓也就是當時的呂宋，也給歐洲人帶來新的困惑，對西班牙人來說，“種族混雜的菲律賓群島，匯集了穆斯林的威脅，葡萄牙人的競爭，荷蘭人的噩夢，與亞洲社會的令人費解的復雜性這一系列挑戰”（400頁），這逼得西班牙人不得不走出自我想象的世界。

有一個說法很值得我們注意。他說，“知識全球化似乎只是從外部借鑒那些它可以將其納入自己矩陣的東西，它采用外來元素，必須符合一個前提條件，即知識全球化在該元素中可以找到自己的形象”（602頁）。這種知識的互相接受、嵌合和變異，使得此后的全球知識彰顯出一種初步的“現代性”，也就是知識的全球同一性。

因此，格魯金斯基斷言，“現代性并不是當代人的特權”（234頁）。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葛兆光 著，商務印書館，2022年10月。

全球史的多重視角

我必須承認自己孤陋寡聞。

在看這部書的時候，我常常受到刺激，原來十六、十七世紀，世界上還有這么多我們不知道的文獻和圖像！像他提到的“新知識回流歐洲”的各種手稿，當時傳教士關于東部亞洲的各種記錄，探險家們關于異域地理和風俗的記載，都讓我們很開眼界。比如第一章里提到的混血的印第安人齊馬爾帕赫恩（Domingo Chimalpahin,1579-1660）十七世紀關于世界各地（包括希臘、亞美尼亞、俄國、埃塞俄比亞、秘魯、加利福尼亞、菲律賓、中國和日本）的著作，就改變了我們對于那個時代知識世界版圖的認知。格魯金斯基這部書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新資料，尤其是這部書中譯本保存了原著各種精美的圖像，新知識在這些圖像資料的加持下，給這部大書增色不少。記得2000年，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陪我去荷蘭的萊頓大學，許里和（Erik Zürcher）教授特意帶我參觀他收集的各種早期荷蘭人有關日本的圖像，看著那些幾百年前琳瑯滿目的圖像，我很震驚，居然在沒有照相機的前現代，荷蘭人繪制了這么多關于日本的圖像，這無異于給日本歷史保留了珍貴的資料，也給歐洲人保留了用異域之眼觀看日本的歷史，這正是促成后來我在復旦大學試圖推動“異域保存有關中國的圖像資料”這個研究領域的背景。

《哥倫布傳》劇照。

但是，圖像并不是點綴或裝潢，而是在某種聯系、比較和分析的過程中，被有機串聯起來使用的。這一點，格魯金斯基的書做得非常好，而中文版也很讓人欣喜地保留了這些有意思的圖像。比如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他在討論17世紀初的全球化時，用了日本東京三得利美術館藏屏風畫《馬背上的西方國王》，這幅德川時代初期日本人模仿歐洲油畫的作品，想象力已經越出日本甚至東亞，把奧斯曼蘇丹、法國亨利四世國王、日耳曼羅馬皇帝查理五世，以及埃塞俄比亞（或剛果？）國王畫在了一起（17-19頁），“以他們的方式加入了對歐洲事物的全球傳播”，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我沒有能力全面評述這部書，只是東鱗西爪地談我的讀后感，這里的很多感受，還是來自書后所附李雪濤教授精彩解說的啟發。之所以我下決心要寫這么一篇文字，是擔心中國讀書界會錯過這部好書。就像當年我給《法國文化史》中譯本寫評論一樣，那時也是覺得這么好的文化史著作，為何竟然在中國讀書界反應平淡。因此，我總是希望中國讀者對異域佳作不要再有“遺珠”之憾。寫到這里，意圖想來已經說明，因此，讓我最后引用書中的一段話，作為最后的結語：

“在對世界的多重視角下，顯露出一個世界范圍內的網狀結構，它不斷地被編織，被消解，通過邊緣性的方式，如記述、談話、真實體驗、書籍、信件、圖標、從他處帶回來的器物、集體想象與個人記憶。人們可以從果阿或波托西的角度來審視這個世界，也可以從塞維利亞或安特衛普來觀看這個世界。伊比利亞全球化在它的美洲與亞洲的堡壘中，擴大了人們的視野，同時也造就了那里的人與社會”（191頁）。

我想，這里說到的“多重視角”，也許就是這部書（以及全球史）對于中國讀者的最大意義。

2023年1月寫于上海，2023年7月整理成文。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葛兆光；編輯：劉亞光 李永博；校對：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