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介紹了Sharon Zukin的《Innovation Complex》。雖然書中談論的是關于產業經濟和經濟地理的宏觀問題，但Zukin提供了自下而上的視角，讀完《Innovation Complex》對創新經濟如何運作有更具體的認知。不過書中提到的創新經濟與創新景觀大多集中在曼哈頓和布魯克林，對于這些要素如何聚集、如何進化，它們的成長路徑與空間形態有哪些類型，書中并沒有太多著墨。帶著這個問題，我翻到了布魯金斯學會對“創新地理”的研究，其中包含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可以和Sharon Zukin的創新綜合體對照閱讀。

一、創新經濟如何塑造城市

是什么造就了創新景觀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聯合辦公、孵化器、加速器是令紐約一躍成為科技中心城市的基礎生產設施，在從城市邊緣向市中心聚集的同時，這些創新設施也在變得更加專精化。在此基礎上，風險投資則通過改變資本流向與循環，影響城市的經濟地理。

不同于硅谷圍繞辦公園區的、無序蔓延的、以汽車為導向的“nerdistan”模式，紐約的創新基礎設施正在將科技企業和初創企業拉回市中心。有研究認為，郊區模式可能只是一個歷史中的反常現象，創新、創造力和創業精神正在促進城市中心重新整合。

因此，很難簡單地判斷創新景觀是地區發展的動因還是結果，或許可以這樣認為，面對金融危機帶來的創傷，創新經濟無意中在一些城市開花結果，這加深了更多地方的“創新情結”。《Startup City》提出，創新要素回歸城市是一系列社會發展趨勢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

企業更有意愿接近人才：創新經濟的生產者更喜歡密集的、有活力的、不依賴汽車的地區，即便他們需要反向通勤，這一趨勢并不會很快消失；

城市的高密度和高效率：對于初創企業來說，密度和效率顯然是決策中擁有更高權重的考量因素，Twitter的聯合創始人Jack Dorsey提到過，都市中的企業園區帶來了多樣性和能量；

技術性質的變化：科技產業已經不再專注于硬件，許多科技初創公司正在開發社交媒體、或從事多媒體工作。城市的人才庫中將有更多的設計師、音樂人、場景設計師、營銷人員、文案等，他們對這些新興企業來說與工程師一樣重要。

創新經濟如何推動布魯克林的經濟增長

《Innovation Complex》中的實證研究來自布魯克林的創新岸線。從岸線延伸至腹地，DUMBO區、布魯克林市中心以及布魯克林船廠圍合而成的布魯克林科技三角是本地創新經濟的空間載體。

政策智庫The 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 認為布魯克林創新經濟的增長動力主要來自于：科技初創企業、創意公司以及下一代的制造企業。

布魯克林科技三角區占地大約8平方公里，擁有約1350家創新公司，創新公司雇員17300人，并產生超過43000個支持型崗位——從2012年到2015年布魯克林的GDP增長了30億美元。

布魯克林科技三角2012年的經濟影響為35億美元，2015年為53億美元。預計到2025年，布魯克林科技行業的收入將達到155億美元。

與曼哈頓的初創企業相比，布魯克林初創企業更集中在消費品、文化創意、科技制造以及可持續相關行業。除了319家軟件初創公司以外，這個區的初創企業尤其集中在媒體娛樂、商業和購物、金融服務以及數據和分析。在過去的三年里，布魯克林在一些新興領域也有顯著增長，包括人工智能、區塊鏈和虛擬現實。

不過科技三角的產業空間很快就接近飽和，《2013版布魯克林科技三角戰略規劃》與政策智庫CUF都提出過一系列改造措施，以保障科技三角地區空間的利用效率。

布魯克林創新經濟學正在被其他城市和地區效仿，即所謂的“創新情結”。這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文章中也有提及：

“創新區”這一標簽的使用越來越頻繁。當地的利益相關者將這一標簽應用于缺乏創建創新生態系統所需條件的公司、初創企業、機構或集群。這似乎是為了追趕新的經濟發展潮流，希望獲得商業、住宅和零售租金的溢價，或是在根本上缺乏對創新區內涵的理解。

這些項目通常是城市服務業態的集合，很少關注創新經濟。從中得到的教訓是：給一個地區貼上創新的標簽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創新性的。所以，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區”到底有哪些共性？

二、創新經濟地理

《Innovation Complex》中的論述更多地圍繞紐約的科技行業與初創公司展開，順著創新經濟、創新城市等等概念往前追溯，發現布魯金斯學會在2014年發表文章《創新區的崛起：美國創新地理》。其中提到，創新區是創新地理具體的空間表現，創新地理指的是創新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同地辦公所帶來的優勢。

當行為者位于資源豐富、社會網絡發達、有機會偶然相遇的地方時，他們就會獲得收益，這些因素增加了識別機會和輕松解決問題的概率，并通過本地化的知識溢出來降低成本，獲得實現規模經濟的機會。創新活動是指將不同類型的知識融合成新的、不同的、意想不到的東西。像藝術一樣，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的表達。然而與藝術不同的是，創新的衡量標準在于市場接受度，它為創新實體帶來商業回報，并推動社會經濟增長。

創新區的類型學

世界上至少有100個創新區正在興起。布魯金斯學院的研究中，對于創新區的定義具象生動：

創新區是企業家和教育機構、初創企業、學校、混合用途開發、醫療創新、自行車共享和銀行投資的綜合體，所有這些都由交通連接，由清潔能源驅動，由數字技術連接，并由咖啡因提供燃料。

研究將創新區分為三種類型：

1.Anchor Plus：大多出現在城市中心區，以“錨機構”、龍頭企業以及大量參與創新商業化的企業、企業家以及剝離公司為主，例如MIT附近的肯德爾廣場。

2. The Re-imagined Urban Area：通常在歷史風貌區、濱水區附近出現，這些地方的工業或倉庫正在經歷空間與經濟的轉型，尋找創新增長的新路徑。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過境交通推動的，它們靠近高租金市中心，隨后吸引先進的研究機構和“錨機構”，例如巴塞羅那的22@街區。

3. The Urbanized Science Park：通常出現在城市郊區，傳統上無序蔓延的創新領域正在通過增加建設密度和注入都市業態來完成城市化的進程，例如北卡的三角研究園。

當然，這三種模式可能是動態演變或復合構成的。總之，創新區利用了大都市區不同的比較優勢，通過高度組織的治理結構，建立起產業經濟、空間規劃和社會網絡相互促進的正反饋機制，并形成包容的文化環境。

創新區的要素是什么

布魯金斯學會的模型提出，“創新生態系統”的要素包括經濟資產、實體資產和社會網絡資產，放在Sharon Zukin的研究中，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經濟資產指的是直接或間接推動創新經濟的企業、機構、組織，按照角色大致可以分為：創新的栽培者、創新的驅動者、社區尺度的便利設施。

栽培者的出現使創新區區別于其他產業園區。栽培者包括孵化器、加速器、概念驗證中心、技術轉移平臺、共享辦公空間、職業提升教育機構、社區大學、風投公司、專業顧問等等面向創新產業的生產性服務業。在Zukin的研究中，栽培者完成了資本的集中與資本的循環，并提供了人才的流動通道。不過，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也指出，栽培者的聚集有可能帶來“過度填鴨式地”培養創業者的風險，有時適得其反。

創新驅動者指的是直接參與知識生產的、高附加值、高度創意、高度專精的部門，包括應用科學、工業設計、平面設計、媒體以及小型制造業。創新驅動者充分調動了社區的力量，但僅僅依靠驅動者并不足以支持創新經濟的誕生。驅動者的引入可以通過設置研究型大學的衛星校區、鼓勵將一定比例的辦公空間開放給初創企業。

社區尺度的便利設施通常可以將“錨機構”與其他主體聯系起來，激活街道和公共空間，吸引人們購物、娛樂、社交。

報告中提到，實體資產“將自然景觀轉變為實驗室”。雖然這部分在Sharon Zukin的研究中并不是重點，但它們是可以通過空間設計直接干預的部分。

創新區的實體資產被分為公共領域的實體資產、私人擁有的建筑空間、以及與都市區有關聯的實體資產。實體資產為知識生產與文化包容創造適宜的物理環境。

社會網絡資產是發現新信息和關鍵信息的重要來源，它們幫助企業獲取、進入市場、建立內外聯系等等。良好的社會網絡中可以形成協作的文化，這允許創新主體通過非正式的溝通與合作來互相學習不斷變化的市場和技術趨勢。

社會網絡資產分為發生在相同領域內部的強關系和發生在跨領域間的弱關系網絡。《創新區的進化》中提到，空間內容策劃在建立社會網絡資產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能夠促進強關系網絡的空間內容有研討會、專業會議、meetup、線下的技術社區等；建立弱關系網絡的空間內容包括breakfast networkings、創新中心、跨行業的黑客松、tech-jam以及高度靈活開放空間。

是誰在推動創新區

結合Sharon Zukin創新經濟系統中的利益相關者以及布魯金斯學會總結的利益相關者類型，可以大致勾勒出城市創新區的行動者網絡。

在這個網絡中，創新經濟的主導權是多元且流動的。大多時候，創新區賦予企業家更多權力，作為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關鍵工具。例如，協作設施可以通過提供低成本、低風險的工作空間和提供技術共享來降低間接成本。有想象力的空間產品和社會網絡可以支持創意的產生，并有效地將成長中的公司與導師、具有專業知識的顧問和潛在投資者聯系起來。同時，創新區的知識溢出可以吸引更多跨行業的生產者，并反哺本地社區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數字鴻溝。

三、創新區的特質

“創新區”的概念本身也在進化，但其推動力始終來自于社會人口結構、技術趨勢、地方領導力以及“錨機構”的地方投資等。創新經濟的其中一項特質在于消融邊界，這包括空間上的阻隔和不同產業之間的壁壘。

多孔的創新區

越來越開放的創新趨勢正在深刻影響著企業選址與城市設計的方法，選址與設計的對象從實驗室轉向共享辦公空間，再過渡到可以進行混合用途開發的地區。Henry Chesbrough將這一過程描述為：

企業通過靈活地利用內部和外部資源，更加公開地產生新想法，并將其引入市場。在這種新的工作方式下，外部資源可以產生創意，然后由公司內部商業化，而內部創意可以由外部初創公司和企業家商業化。企業和周圍環境之間的邊界更容易滲透，這使得創新可以在內外部輕松移動。

這意味著空間設計和空間內容都需要適應創新活動的“多孔性”。

開放式創新的現象延伸到新的行業，也改變了空間的設計，重塑建筑之間的關系。和發生在企業層面的創新類似，創新區也在經歷傳統邊界的打破，公共與私人之間的關系也更容易滲透。創新區的空間設計邏輯從“設計一個園區”變成“設計一座城市”。比如可以在網絡覆蓋的公共空間進行頭腦風暴，在共享的工作空間推進方案，在私人技術實驗室進行原型設計，并在公共街道上進行測試。

超本地化

在《創新區的進化》中，創新區中的知識生產部門出現了“超本地化”的趨勢。

盡管跨越地理空間傳播信息的邊際成本已經顯著下降，但傳播知識的邊際成本仍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上升……因此，對高價值、知識密集型行業而言，城市集群的知識溢出效益仍然可觀。例如，研發實驗室在0.25英里半徑范圍內的集群效應是顯著的。集群效應還會隨著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消散。

基于這一趨勢，空間內容的策劃變得更加靈活。通過內容策劃可以將傳統的園區或住宅社區轉變為創新區。例如可以同一棟建筑內植入跨行業的實驗室、共享辦公、孵化器等等，并通過相應的空間設計放大它們的效用，

這與空間內容的策劃有關，為專業人才設計“自發的機會”讓他們彼此互動，一位地區領導人分享道。對建筑師和建筑經理的采訪中可以發現，今天的創新空間需要空間設計和空間內容的調和。

創新區的策略

布魯金斯學會對創新區管理者和設計者的訪談中總結出五項策略：

1. 建立合作領導網絡；

2. 設置清晰的增長愿景；

3. 主動追求人才與技術；

4. 拓寬資本獲取的渠道；

5. 促進社區包容性。

合作領導網絡由“錨機構”、其他企業與政府部門建立，他們在設計、交付、營銷和地區治理方面形成合作。創新必須超越單個組織和企業的邊界，需要不同角色之間的思想交流。例如三螺旋模型就是一種典型的協作領導網絡。在合作領導網絡中，它們需要發揮催化劑、整合者和推動者的角色。

增長愿景來自于對本地比較優勢的認知，圍繞具有競爭力的本地產業設計和策劃空間內容。

例如斯德哥爾摩的Kista Science City，為了促進生命科學與技術通信產業的協作，分別設置了Ideation Workshop，幫助病患、醫療團隊和技術企業尋找解決方案；組織HealthHack，搭接生命科學和ICT領域的團隊在48小時內完成從草圖到原型的設計等等。

技術對于創新區的人才吸引力至關重要，重要性體現在兩方面：

先進的技術提供了一個平臺，在這個平臺上，創新被概念化，并且在后續的研發工作中繼續推進；

將技術嵌入標準公共基礎設施，比如安裝光纖以產生高質量的城市互聯網環境，這被認為是一種基礎設施投資。

促進社區包容性意味著以創新區為平臺，改善鄰近的貧困社區，并為城市低收入居民創造教育、 就業和其他機會，包括提供K8學校、資金支持、擴大經濟適用房、提高勞動市場參與率、激發當地企業家精神等等，例如麥德林地區通過制造實驗室培養非正式住區居民的創新技能。

另外，布魯金斯學會還進行了追蹤觀察，將范圍擴大到美國以外的創新區。其中關于創新中介的作用值得研究，

過去一年，多元化的中介機構以及大量本土加速器、孵化器大幅增長。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中介機構似乎越來越多地成為地方政府、初創企業、中小型企業、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公司和研究機構不斷增長的創新催化劑，鼓勵人們和公司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和規模進行互動合作。

中介機構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它正在幫助創新領域從傳統的“研究與開發”模式轉變為“搜索與開發”模式。例如Cambridge Innovation Center，為初創企業提供空間，并提供風險投資公司、專業服務和即插即用的空間環境。

四、創新城市的未來是不是科技烏托邦

創新綜合體是創新區的更新版本，是城市化的硅谷。正如Sharon Zukin提到“創新綜合體”是如何在布魯克林創新海岸形成的：

一家高科技制造公司在DUMBO設計產品、在海軍造船廠生產制造、在市中心的辦公室做決策。這三個地點將“創新情結/創新綜合體”聯系在一起。

Sharon Zukin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提到城市在科技敘事中的缺席，究其原因是由于上世紀末以“田園資本主義”為代表的科技園區建設浪潮，畢竟硅谷在本質上還是郊區蔓延的產物。不過，在科技回歸都市的趨勢中，創新經濟的烏托邦構想已經不局限于數字基礎設施、科技企業、技術社區等等意向，城市消費者行為的變化也在推動科技烏托邦的兌現。

城市居民也顯示出他們非常愿意從事“無償工作”，為數字社區創造內容。“Yelp效應” 與 Instagram 上的“網紅景觀”，通過用戶對本地商業和社區照片的評論，無形中加深了不同地方的差異，把更多的游客、游客和客戶帶到了當地的“網紅地標”。

回到布魯金斯學會對于創新區的定義，也像是一種技術烏托邦構想。不可否認，智慧城市、無人駕駛、人工智能等等與創新經濟密切相關的概念正在成為未來都市藍圖中的共識，城市地理學家Sarah Moser將這種規劃范式稱為“獨角獸規劃”。從谷歌的Sidewalk Labs到最近公布的Telosa、The Line等等方案，創新經濟對城市景觀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可感知，然而技術能在多大程度上為城市生活帶來改變，現在仍有質疑的聲音：

迪士尼和Telosa的共通之處在于，它們都在推銷一種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建筑創造了一種環境，與舞臺布景沒有什么不同。

另一方面，在Sharon Zukin也曾寫道，創新經濟是將城市塑造成反烏托邦的“社會工廠”。

在這里，工作空間和工作時間從辦公室和車間延伸到Hakathon、聚會和咖啡館。公園是技術伙伴們的游樂場和聚集地；大學設立“創業工作室”來灌輸創業熱情。創新區的空間性將這些文化嵌入到城市景觀中，同時掩蓋了它們的制度支持。正如地理學家Sami Moisio和Ugo Rossi所說，它們幫助城市成為“國家精心安排的實驗性治理和創造性商業活動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