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裕樹

《現代漢語》課程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的主干課程之一，在20世紀中葉的復旦大學的課堂上，講授這門課的一位老先生普通話不是很標準，還帶有濃厚的皖南徽州口音，他上課的節奏時而剛促、時而平緩，矜持又有趣味，讓聽者精神抖擻、困意全無。他就是中國現代著名語言學家胡裕樹。胡裕樹幾十年如一日，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中國現代語言學事業，為中國的語言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邁進漢語語言大門

【資料圖】

1918年7月，胡裕樹出生于安徽省績溪縣華陽鎮。績溪文風昌盛，文人墨客輩出，素有“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的美譽。胡裕樹孩提時即進入當地胡氏家族辦的小學就讀，胡氏家族是績溪的大家族，所以在師資力量、教學設備上肯下功夫，不比一般公辦小學差，同時還帶有自身獨有的特色，那就是在國文課教一些古文和唐詩宋詞。小學畢業后，胡裕樹考入了距家鄉百里之外的徽州中學，并在那里度過了6年的初高中學習階段。

1937年，胡裕樹考入安徽大學中文系。是年，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發，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烽火燒至大江南北。學期末，由于日軍緊逼安慶，安徽大學被迫停止辦學。胡裕樹便返回績溪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其間還在當地中小學當了兩年老師。1941年，胡裕樹進入浙江大學龍泉分校就讀，師從徐震鍔、王起等名師系統學習古典文學。浙江大學素以學風嚴謹著稱，胡裕樹后來說，在浙大的學習時光為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對其后來的學習和工作都是有很大的好處。兩年后，胡裕樹又從浙江大學轉入暨南大學就讀，直到大學畢業。

隨著抗戰推進，暨南大學遷往福建建陽。在校期間，胡裕樹跟隨許杰學習文學，跟方光燾學習語言學。這兩位學者都是中國近現代語言文學的大家，理論功底深厚，教學方法新穎，特別擅長對比中外語言文學，用國外的先進理論指導現代漢語研究。1945年，胡裕樹大學畢業，留校擔任助教，從事古典文學的輔導工作。1946年，暨南大學回遷上海，胡裕樹開始研究先秦文學，后為劉大杰賞識，轉攻唐宋文學，寫過《論唐代的邊塞詩》等學術論文。此后胡裕樹專職執教于大一國文課，一直到上海解放。

1949年，上海宣告解放，胡裕樹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工作，在當時系主任郭紹虞的指導下，開始講授大一國文和理論文，并準備“中國現代散文詩歌”一課。1952年，胡裕樹晉升講師，后來由于工作需要，改教“語法修辭”，從此便正式開始從事語言學的教學工作。胡裕樹深知自己語言學理論功底還不夠深厚，“頭重腳輕根底淺”，所以他一邊教書，一邊向郭紹虞、陳望道等先生學習，還經常寫信向南京大學的方光燾請益。胡裕樹坦言，就是這些著名的前輩學者把他領進了語言科學大門。

革新漢語語法理論

胡裕樹一生研究興趣廣泛，涉及現代漢語諸多領域，但他在漢語語法上花費的時間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高，比如他和張斌一起創建的“三個平面”的語法理論，對今天的現代漢語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現代漢語語法起源于1898年出版的《馬氏文通》一書，該書的出版為現代漢語語法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學者在語法的教學和研究中越來越認識到模仿西方語法體系有礙漢語語法學的發展，逐漸展開了對《馬氏文通》及其因襲之作的批評。

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終于形成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語法問題討論。1938年，陳望道、方光燾等人在上海發起了關于文法革新問題的討論，把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引進了漢語語言學界。胡裕樹作為方光燾的學生，受其學術思想的影響非常大，他認為不能直接把西洋語法關于形態的觀念直接嫁接到漢語語法上，從而把漢語的形態限制在狹義形態的范圍內。胡裕樹非常重視漢語廣義形態的地位，認為廣義形態是區分漢語詞類的主要標準，同時強調廣義形態和狹義形態不是對立的，狹義形態包括在廣義形態之內。

20世紀50年代，漢語語法進入高速發展期，當時一些著名的語言學者主張借鑒蘇聯的語言特點，認為區分漢語詞類時應該采用詞義與功能并列的雙重標準。這時，一篇署名胡附、文煉的《論詞的分類》的研究論文在《中國語文》發表，一時在整個漢語圈引起了轟動，不久甚至被蘇聯語言學核心刊物《語言學問題》全文轉載。該文認為詞分類的標準只能是功能，蘇聯提出的“詞匯·語法范疇”本意是在于說明詞類的性質而不是劃分詞類的標準。

胡附、文煉是胡裕樹和張斌的筆名，二人相識于1952年“華東區抽調部隊機關干部升入高等學校補習班”，因興趣愛好相近，遂開始了學術上的合作，長達半個世紀。胡裕樹對于廣義形態理論的創新研究不是摒棄前人的研究成果，單獨走一條創新之路，而是在繼承和發展中不斷革新。他曾說：“任何一門科學的發展，都不能割斷歷史。在繼承和創新中前進，是學術發展的一般規律。沒有繼承，創新難免成為無根之木，甚至流于嘩眾取寵的故作尖新；沒有創新，繼承往往成為墨守成規，使學術之樹枯萎而導致學科的衰亡。”

“三個平面”理論是胡裕樹最早提出的，也是他研究領域中最為杰出的成果。1981年，胡裕樹就提出漢語語序有三種，分別是語義的、語用的、語法的。次年，他和張斌合寫了《句子分析漫談》，進一步提出從語序到虛詞到句子成分都需從句法、語義、語用這三者去加以研究。1985年，胡裕樹和范曉合著的《試論語法研究的三個平面》，正式提出“三個平面”理論，并作了詳細的闡述。1994年，胡裕樹在《漢語語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對“三個平面”理論作了更加詳細的論述，使這一理論走向成熟。

胡裕樹曾說：“‘三個平面’理論的提出，給人們帶來了一種語法觀念甚至語言觀念上的變化。這種觀念上的改變，將促使人們運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對漢語語法規律和現象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觀察、描寫和解釋。”胡裕樹的研究拓寬了漢語語法的范圍，推動了漢語語義研究更加系統化、科學化，為解決漢語語法領域的難題提供了重要參考。他說：“如果說‘三個平面’的學術思想有可取之處，那是大家的努力，絕不是什么個人突然想出來的。”但我們知道，他提出的新理論為我國漢語語法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胡裕樹主編的《現代漢語》教材享譽中外，關于教材的編寫，他認為，“語法教材必須利用語法科學研究的成果”。晚年的胡裕樹深感《現代漢語》教材必須實時更新、補充完善，決不能墨守成規，希望后來者能夠“立足于漢語的語法實施，運用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的理論，來完善漢語的教學語法體系”。

服務對外漢語培訓

胡裕樹長期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負責人，并兼任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始終活躍在漢語語法研究和教學的第一線。同時，胡裕樹還是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的顧問，是最早從事對外漢語培訓的學者之一。

1965年，外交部首次派大批越南留學生來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學習，復旦大學接納了200多名學生。當時，胡裕樹擔任復旦大學留學生辦公室主任，負責留學生的教學工作，為了能夠讓留學生一年內能達到國內本科生的水平，胡裕樹大膽起用青年教師，如許寶華、湯珍珠、徐志民、陳晨等，同時還邀請外地名師來校授課，通過集體備課、觀摩教學、編寫教材、制作教具等方式充分調動青年教師的積極性，使他們的才能得以充分發揮。在胡裕樹指導下，這次復旦大學對外漢語教學為后來的國際漢語教育提供了充足的經驗，尤其是一批青年教師通過對外漢語教學實踐，逐步成長為漢語教學領域的佼佼者。

1980年，胡裕樹受命主編一套專門針對第二、三代華裔的漢語教材，他認為編寫這類教材，除了要有漢語語法類的人才外，還必須補充文學專業的人員，這樣編出來的教材才具有可讀性。于是，1982年剛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的胡中行就被選入了《今日漢語》編纂團隊。

日后，胡中行回憶，正是當年胡裕樹的拍板，他才能進入這支編纂隊伍。當時，胡中行負責編纂的是第四冊一個故事集，講一對華裔父女來中國的種種經歷。胡裕樹特定叮囑胡中行，強調“所編的故事，既是文學創作，更是教材寫作，要在注意故事可讀性的同時，必須十分注意語法和詞匯的復現率”。有一次，胡中行用了一則北宋大文豪蘇東坡與和尚的對聯趣事，其中有一副對聯的表述是這樣的“上聯是：坐，請坐，請上坐！下聯是：茶，敬茶，敬香茶！”胡裕樹在審核到這篇文章時，將其中的感嘆號換成了分號，改成：“坐，請坐，請上座；茶，敬茶，敬香茶。”胡裕樹說：“標點源自古代的句讀，根本意義在于斷句，所以逗號句號基本足矣。有些文章又是問號又是感嘆號，再加破折號、省略號，弄得花里胡哨，實在是有失莊重。”

《今日漢語》在胡裕樹的主持下順利編纂出版，成功將教學和趣味緊密結合，在當時來說是非常超前的。當年即被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列為第一批向世界推薦的漢語教材。后來因為工作調整，胡裕樹不再負責對外漢語教學，但是他依然在關心著對外漢語學科建設和發展，還相繼發表了《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兩個問題》《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的構建》等文章，為對外漢語教育提供了許多重要的參考建議。

胡裕樹在自傳說自己充滿著書呆子氣息，筆名“胡附”取自胡椒、附子兩味中藥，說自己習性偏于寒涼，宜補以溫熱，而他的學術合作者張斌則是屬于溫熱型，所以兩個人才可以攜手勇攀學術高峰幾十年。胡裕樹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溫文爾雅，待人接物和藹可親。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語言文學事業，為我國漢語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作者汪偉強，單位：安徽省宣城市績溪縣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作者劉紫云，單位：中國計量大學）